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祸兮福兮惜两相———裴休与赵汝愚墓

来源:长沙晚报 发布时间:2019-07-25 10:41 字体大小:

  【导览】裴休墓,位于宁乡县沩山乡清溪村端山山腰。墓庐坐西朝东,以花岗石及青石砌成,直径4米,墓首刊立“唐故相国裴休之墓”花岗石墓碑。赵汝愚墓,位于长沙市天心区青山祠社区妙高峰北麓下,占地约 500 平方米,墓庐坐南朝北。两墓均于1959年被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裴休,唐代吏部尚书,生于公元791年,卒于公元864年,今河南济源一带人;赵汝愚,宋代右丞相,生于公元1140年,卒于公元1196年2月,今江西饶州余干人。

  两位生活的时空,并无交集,两人的事业,也无交集。

  但,因为长沙拥抱了他们,拥抱他们的方式是两人失意时,均来到了湖南,两人离世时均安葬在长沙。长沙的土地,为他们俩找到了交集。

  裴休,看中了宁乡沩山山脉的端山山水,他为自己在这里选定一块墓地,也为夫人陈氏选了一块墓地。夫人墓有点奇怪,当地人称“陈夫人塔”。

  他的墓地规模并不大,一度被毁,20世纪80年代以来,文物部门对他的墓进行了两次修缮,2003年,还找到了遗落的、原来墓地上的墓表。

  墓门的石刻对联,对这位一度位高权重、最后皈依佛门的名相做了比较有趣的概括,“亮节高风乾坤并老, 慈怀道气天地长存”。

  走进今天的端山,花繁草茂,树木丛生,一条有点陡峭的羊肠小道,盘旋而上,直达裴休墓前。这里山清水秀,安宁静谧,充满佛道之气。站在墓地四望,南北西有灯盏峰、长香峰等如围椅环绕,站立墓前向东眺望,黄材水库隐约可见。移步2500米,就到了赫赫有名的密印寺。

  密印寺的晨钟暮鼓、悠长诵经的声音,定能传到这里。 裴休为密印寺的建设花了不少心思,亲自上奏朝廷建设密印寺。当他长眠寺旁的时候,袅袅梵音,定让他得到了人生最大的满足。

  赵汝愚墓,是长沙人为他选的,地点在今天心区青山祠社区妙高峰北麓。这里是今天长沙市的市中心,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为古代高官留下的一块墓地,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。

  墓茔南依妙高峰,并有高约2米围墙与外界隔开,北边砌有高约4米的石台,东西各立墓表1根,墓冢呈椭圆形,居台地中央,周围用花岗石砌有护栏,墓地的东南角有门与外相通,从石台下走到中央的墓冢, 要攀登30余级台阶。清光绪年间,朝廷曾颁发保护赵汝愚墓的告谕,清宣统年间,对墓地进行过修缮,叶德辉撰写了碑文。

  赵汝愚埋在长沙,有点偶然。庆元二年(1196)正月十八,被贬官的赵汝愚,客死湖南衡阳,皇帝的诏令是将他的棺柩运回原籍江西余干安葬。路经长沙时,停殡于开福寺,出于对忠良含冤而死的不满与同情,长沙百姓纷纷前往吊唁和祭奠,并强烈要求将他安葬在长沙。

  皇命不可违,长沙人对忠良的一片心意也难拒绝,地方官便奏请朝廷,朝廷的旨意,传到今天,有点说

  不清了,一说是被恩准,赵汝愚就便葬在长沙,一说是恩准灵柩离开长沙时留下遗物,在长沙建一座“衣冠冢”。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修建在妙高峰下的这座墓。不过,长沙人并不认为这里只是衣冠冢。因此,福王赵汝愚有两座墓,一座在长沙,另一座在他的家乡余干。长沙、余干福王墓,孰为真墓,孰为衣冠冢,在今天看来, 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,只有长沙的这座墓,被长沙人申请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了。

  两位生前与长沙无交集的人,为何得到长沙人的敬仰? 这与两人的故事有关。

  裴休,因直言落贬为湖南观察使、荆南节度史等; 赵汝愚,定策扶危反为权臣所忌,被贬到湖南永州, 尚未到任,病死衡阳,新皇帝即位后,恢复名誉,追封为福王。

  两位封建时代的高官,均少年得志,从人生历练中不断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。

  裴休32岁“登进士第”,官运亨通,但中年以后,突然对佛入迷,世称“河东大士”,密印禅寺的开创、 发展和裴休是密不可分的。他曾经亲自为灵佑禅师奏请朝廷,建造密印寺,并拜在灵佑禅师门下,成了佛门弟子。晚年,他专心礼佛,居住在宁乡祖塔的裴公庵。他把自己的儿子也献给了佛门,大名鼎鼎的、镇压白蛇的法海和尚,就是他的儿子。

  个中细节,难以猜度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品味了权力巅峰的裴休,适时调整心态、找到了新的人生位置。 裴休用自己的人生,从湖南风物、自然景观中品出了“不是一番寒澈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中的况味。宁乡这块看似世外的土地上,其实隐含了他的爱与真情之谜。

  他弘扬了佛法,也保护了自己,终于与自己的太太,安安稳稳地藏在山清水秀的端山。

  比裴休晚出生近250年的赵汝愚,少年时期,勤奋学习,胸怀天下,一度发出了“大丈夫留得汗青一幅纸, 始不负此生” 的豪言。

  但他的祖父,却偏为他取了一个低调的名字,“汝愚”,期望他悟通“养成大拙方为巧,学到如愚始称奇” 的真谛。赵汝愚在官场三十年,逐渐悟到祖父苦心,他曾取“且尽生前一杯酒,何须身后千载名”之意将江西信江书院中的一个亭子命名为“一杯亭”,年轻时的万丈雄心,显然变实际了。

  两人一生的起伏,几分相似,这种人生际遇,最容易引起封建士大夫们的共鸣; 两人死后,一个带有佛家灵性,一个带着“福王”吉祥,于是,他们从历史人物走进了民间信仰。

  正是这两大群体,让两人在长沙的文化符号中,占了一席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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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月流痕
新闻稿
长沙晚报
2019-07-25